八十年代那些乐呵呵的中国人
|
阎雷的中文说的很好，夸他时会特别岔地说 “没你好，没你好”。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他办理签证来到中国。那会管理外国人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严格：只能在专门的地方住和买东西，不能随便跟中国人说话。为了遮盖自己的大鼻子，阎雷除了相机，还带了一副防毒面具罩在脸上。 阎雷的新书 当时阎雷上街拍摄的时候，后面都要跟个小警察，然后就会有这样的对话出现： 你拍什么呢！ 我在拍房子，粉色的，很好看！（此时阎雷会摆出无辜且不太懂中文的样子，其实他真的很无辜好吗） 不好看，跟我回所儿里吧。 这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一段对话，地点是现在的三里屯。对，就是你们这帮酒鬼一到周末就奉献工资还跟一帮臭老外一起乐呵呵的地方，但那时的三里屯朴素地就像胡同深处的公共厕所。但阎雷就是喜欢昨天的中国人，因为 “他们爱笑，喜欢谈论自由”。 前两天，VICE 的编辑看我发了一条关于阎雷的朋友圈，立马留言问我能不能采访他。在他们 “周末就是用来撸的” 的推荐中，他是这么写的：“最近他把这些照片集结起来出了一本书，叫《昨天的中国》，格调跟赵本山和崔永元那个小品差不多，挺生活的，不是你以为的那种艺术，也许还能在当年各种主义的十字路口处等红灯的自行车大军里翻到你妈呢” —— 就这样，我就跑到 “阎老根大舞台” 找这个法国老外聊天去了。 >1988，北京，长安街 VICE：你当年拍照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围观？ 阎雷：好多好多，我记得在武当山的时候，我去拍一位138岁的道教师父。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小孩，看见我，就说 “妈妈妈妈！有一个老外从电视里面出来了！” 还记得第一次来中国时的情景吗？ 第一次来北京是1月份，零下15度。我晚上11点钟到的首都机场，那会儿北京机场可不是现在的样子，老机场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机场到北京饭店没有高速公路，11点钟的时候那边一个车都没有 —— 可能见到了三、四个自行车。我觉得特别灰、也特别脏，全是土，没有高速公路，都是土路。过去民族饭店那边也都是小路，很偏僻、很破的路。当时我就感慨，“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啊！”。那时候我22岁了，心想哎呀，我到了什么世界了？现在的中国变化很大，很开放、很自由，让很多朋友可以随便生活、随便说话。全世界变化很快，不过中国的变化最快，最有意思。我在北京定居已经三年了，我很满意这里。我在这儿结了婚，生了孩子，很高兴。我认为这个生活是很不一样的生活，因为我17岁时做了一个梦，我要把我的生活安排为拍中国、拍照片，拍中国的变化（原话）。我最满意我现在的生活，而且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比我17岁做的梦还要好。 1988，大同至北京的硬卧车厢< 在中国拍了这么多年，你觉得这儿的人有什么变化吗？ 1985年的时候，我送给中国摄影家协会两吨画册（对你没看错），希望中国人可以自己拍摄中国的变化。我觉得很可惜的是，那时中国除了个别的摄影家，还很少有能达到国际水平的。可是现在国际水平也没什么用了，因为很少有人看什么画册和杂志了。 “八十年代拍的中国人，他们很高兴，他们会笑。现在拍人，特别是在大城市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点儿不高兴，会质疑我 “你拍我有什么用？”——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有一点紧张，大家要赚钱，开车又堵车，大家心情不好，压力很大，大家都很忙。全世界都堵车，可是中国堵车比较厉害。 你还是第一个去过朝鲜的外国媒体记者，你觉得那里算是中国的另一个版本吗？ 完全不一样。在朝鲜的经历就是噩梦。平壤的每个人都很严肃，不说话也不笑，很可怕。 1985，北京，三里屯使馆区 1985，北京，天安门广场 1985年，北京，天安门广场 1986，北京，三里屯 1986，北京，望京地区 1986，北京，长安街，上海牌轿车 1986，上海，民众在体育场内购买股票 1986，浙江，杭州，西湖 1988，山西，大同 1985，辽宁，沈阳 1987，北京，天安门广场 1985，北京，长安街 |
